減輕農民負擔是黨在農村的一項長期基本政策。農民收入持續領跑全國的浙江，還需要減負嗎？許多人有所不知的是，一直以來，浙江始終保持農民減負高壓態勢不放松，多管齊下查處加重農民負擔行為。記者老家就在浙江農村，一問家中父母，說這幾年，村里公益事業辦了不少，卻很少向農民收個一分半厘。
自上世紀90年代起，浙江就成立了農民負擔監督管理領導小組，由分管農業的副省長任組長，11個廳局單位主要負責人為成員。在全國一些省份陸續撤銷“領導小組”之時，浙江的農民減負工作不僅沒有削弱，而且自我加壓，每年定政策、落責任、搞督查，面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在農民減負方面探索出了許多新思路、新做法，為全省“三農”事業的健康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顯性文章隱性做
浙江從1992年起，就開始集中清理農民負擔項目，并創造了諸多率先：2002年，取消屠宰稅、農業特產稅、鄉統籌費等面向農民征收的政府性收費；2004年，對種植油糧作物的農民免征農業稅；2005年，正式告別延續2600多年的“皇糧國稅”，全面停止征收農業稅……一時間，大眾歡呼：浙江農民迎來“零負擔”時代！
然而，農民負擔真的徹底解決了嗎？對此，浙江的認識很理性，也很清晰：零農業稅并不等于“零負擔”，在顯性負擔隱性化的趨勢下，農民負擔依然嚴重存在，只不過收費的領域、項目、方式、主體、對象都發生了變化，這是一項長期任務。
2006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在全省農村工作會議上專門強調：堅持“多予少取放活”，不斷增強“三農”的自我發展能力，增加“三農”投入、減輕農民負擔、創新發展模式，充分調動農民積極性、創造性，不斷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農民創業致富能力和農村可持續發展能力，這是科學發展強“三農”的基礎條件。
這一講話精神為浙江農民減負工作的未來走向明確了方向，也立下了定海神針。原浙江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主任李劍鋒告訴記者，最顯著的變化就是，植入城鄉統籌的理念，對新形勢下的減負工作予以重新審視，將更多目光聚焦隱蔽性的農民負擔，同時高度重視村級組織的減負。
記者看到，早在2009年，浙江就率先全國出臺《浙江省建立預防和控制農民負擔反彈的實施意見》，建立“八大機制”，嚴防農民負擔反彈。2011年，為統一規范全省村級公益事業籌資籌勞及財政獎補工作，浙江就出臺了專項規定；同年，為從源頭遏制亂收費行為，建立向村級組織收費審核和村級向農民收費申報制，并將鄉鎮“三資代理中心”作為農民負擔監管的“監視器”。2014年，浙江還出臺加強村級非生產性開支監督管理的意見，進一步遏制村級組織開支不規范問題，減輕村級組織負擔。
此外，浙江還把減負的視角擴至日益壯大的合作社、家庭農場等農業新型經營主體。總之，無論是村民，還是村級組織，又或是農業主體，只要對收費項目存有疑慮，就可將線索反饋至各級農民負擔監管組織。隨著工作的深入，大伙兒的維權意識越來越強，各級政府和部門也把農民負擔作為“高壓線”。
這幾年，最明顯的，就是浙江各地抓減負越來越具體和細化。比如，針對省級“三年一輪回”暗訪查到的涉農電價執行不到位，2017年，臺州市電力局全面開展自查自糾，共清退近15萬元；
溫州整治村級老年協會財務亂象，村級集體回收資金資產約38億元。
最近三年，浙江開展對村級組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亂收費等專項清理，共清理收費項目28個，減輕農民負擔超過了4800萬元。同時，持續開展省市縣三級聯動，對下級黨委政府及同級涉農收費部門進行年度減輕農民負擔工作專項考核，考核結果在全省通報。紹興市柯橋區還把違反農民負擔事件與黨風廉政建設掛鉤，列入部門、鎮街崗位目標責任制考核。
浙江省農業農村廳副巡視員徐建華認為：“盡管浙江農民人均收入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省區第一，但農民減負工作一直在路上，通過與時俱進抓，不斷發現和解決新問題，所發揮的功能價值并沒有因此弱化，特別是在實施鄉村振興發展戰略中，減負維權依舊任重道遠。”
用增收促減負
盛夏時節，行走在海拔530米的磐安縣尖山鎮陳界村，一派翠綠，山風習習。只見小洋房錯落有致，皇城湖碧波蕩漾，荷花谷十里飄香，隨便走進一戶農家，總能看到三三兩兩的外地住客。
有誰能想到，這樣的一個村莊，過去一路的“黃金泥”，下雨天，人人都成了“泥腿子”，因為地處偏僻，山里特產運不出，外面信息進不來，自然窮得叮當響。2007年，村里人均收入還遠低于全縣平均水平。如何讓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村里作出重大決定：打造以“藥園”為特色的農家樂集聚村。沒想到一炮走紅，游客紛至沓來，許多村民見狀后，回鄉開起了農家樂。
目前，陳界村有29家農家樂經營戶、3家高端民宿，全村一半以上人口，都從事著農家樂相關產業。盡管成效顯著，但村里發現由于旅游業態不豐富，整個發展缺乏后勁動力。
外出考察學習后，陳界村決定發展水上觀光嬉戲項目，在縣鎮兩級的幫助下，投資200萬元興建了一個游船碼頭，并成立游船觀光公司。去年5月才剛試營業，游船收費每人30元，快艇每人50元，僅一個月，就已收入4萬多元。旺季時，項目可為村集體經濟年增收100多萬元。
記者了解到，像陳界村一樣，“民富村窮”是浙江許多農村發展遇到的新瓶頸：村級運轉經費靠“補”，公益事業發展靠“捐”，基礎設施建設靠“要”。據調查數據顯示，2016年，浙江省村均集體經濟收入達130余萬元，但發展嚴重不均衡，當年集體經濟收入在10萬元以下的村仍有6920個，占全省總村數的近四分之一。而另一方面，村級集體經濟支出則明顯提高，以致村級負債率居高不下。
對此，浙江的思路是“用增收促減負”。在原浙江省農民負擔監督管理辦公室副主任鄭娟看來，減負的真正目的不僅是減輕農民負擔，而是要整體提高農民收入。面對村級集體經濟發展的新動向，只有集體兜里的“黃金米”滿起來，才有底氣為百姓辦實事、辦好事，農民負擔才能徹底減下來。“舉個例子，浙江每個村都配有相應的保潔人員，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這筆開支理論上可以向村民收取，但如果村集體財力雄厚，就可以由村集體承擔。這就從另一個層面為農民減輕了負擔。”鄭娟說。
2017年，浙江啟動實施“消薄”三年行動計劃，當年省財政拿出1.55億元專項資金，加強對重點縣集體經濟發展項目的幫扶支持，帶動各級共投入28億元用于“消薄”。
據介紹，經過兩年的攻堅戰，截至去年底，浙江6920個省定集體經濟薄弱村中，已有6171個村達到年收入10萬元且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上，完成三年“消薄”總任務的近九成。
移風易俗減負擔
非親人員隨禮不超過100元；婚嫁雙方合辦婚宴的，宴席桌數不超過30桌，單方操辦的，不超過20桌；其他喜事不超過5桌，喪事不超過20桌……去年，麗水市政府發出的這份關于開展婚喪喜事陋習治理工作的通告，在社會上引發不小反響，也戳中了不少人的“心頭痛”。
近年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情消費水漲船高，成了農村很多人難以啟齒的“甜蜜負擔”，甚至讓在外務工人員心里發怵，不敢回家過年。在李劍鋒看來，新形勢下的農民減負，不能光把目光停留在賬面和項目上，還應放在破除陋習、發揚新風，利用移風易俗來減輕“人情負擔”。農民減負應該是全方位的，360度無死角。對此，這幾年，為了遏制不良風氣，浙江許多地方各出奇招。
青田縣是有名的僑鄉，上世紀80年代，華僑回鄉辦喪事，為感謝當地鄉親幫忙，就會給參加葬禮的親朋送紅包，沒想到幾十年下來，成了一種惡習：一些華僑出于爭面子，發紅包的金額高達三五百元，久而久之，竟有了專職參加喪事領紅包的“職業人群”。
其實，大家都想減輕辦喪事的負擔，可要改變風俗，關鍵看誰當“娘舅”，誰先帶頭。仁莊鎮的招數很靈光：首先，召集當地僑領座談，大家簽下承諾書，未來辦喪事一切從簡，給村民樹榜樣；其次，成立紅白理事會，提供公共服務，以解除后顧之憂。有了第一戶帶頭示范，后來，大家都自然而然不發紅包。緊接著，鎮里又因勢利導，提出了喪事簡辦的量化標準。現在，像最普通的家庭，辦場喪事最低可節省3萬元。
農村文化禮堂是浙江推出的一項民生工程，記者采訪發現，如今，婚禮放在禮堂辦蔚然成風。當然，背后地方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將婚禮需求的場地空間，以及燈光、音響等設施裝備，納入文化禮堂的規劃設計方案；又比如：開發花轎迎親、拜堂合禮、吃合歡餃等一系列傳統儀式，既融入傳統文化，又體現現代元素。
從比排場、講氣派，到現在比文化、曬家風，既讓主人家省去不少置辦費，也減輕親朋好友們的“人情負擔”。像天臺縣的白鶴鎮，83個村均制定了移風易俗的村規民約，減少辦酒桌數，拒絕高價菜單，引導文明新風，一年下來，可減輕農民負擔超過千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