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點六：庸懶干部
“推手式”“擺拍式”“二傳手”“等上岸”
“四類干部”有市場，庸政懶政新抬頭
今年以來，為進一步激發基層干部擔當干勁，卸去基層干部不必要負擔，中央多次出臺文件。然而，半月談記者在湖南郴州等地調研注意到，目前基層干部中以庸政懶政為能，將負擔與干勁一并卸掉的風氣也在抬頭，“推手式”、“擺拍式”、“二傳手”、“等上岸”“四類干部”頗有市場，凸顯不良苗頭，亟待有效治理。
給“四類干部”畫像
當前基層干部庸政懶政有何新苗頭？湖南省郴州市蘇仙區紀委副書記曹立林為半月談記者勾勒出“四類干部”的畫像——
表現一：“推手式”干部，辦法總比困難多，最好的辦法就是拖。有些干部善用太極“推手”之法，對于本職工作，“你推來我讓去，你讓來我推去”。此類干部“擊鼓傳花式”地把工作和責任一推了之，還自詡“不求名利，佛系人生”。“群眾反映最為強烈的就是這類‘推手式’干部，丁點兒小事今天推明天，明天拖后天，理由層出不窮，臉好看，事就是不辦。”蘇仙區委黨校副校長周麗萍說，如若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會延滯工作落實，還會助長“鞭打快牛”現象，讓實干者寒心。
表現二：“擺拍式”干部，只做樣子刷存在，擼起袖子不干活。有些干部看上去袖子擼起來了，身子也撲下去了，開過會、講過話、發過文、作過批示，就算干完工作了。看似有作為，其實玩虛活兒。蘇仙區委黨校教研室副主任鄺賢哲認為，“擺拍式”干部的投機性體現在這些干部任何重要場合從不缺席，所有關鍵節點都不忘刷存在感。對外，他們每到一處必煞有介事拍照“留痕”；對內，他們日復一日循規蹈矩開會、講話、批示，看上去比誰都要盡職。“短時間內，這種表演給他們貼上了親民、實干的標簽，但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對這類干部的厭惡和反感，甚至會產生‘溢出效應’，波及其他無辜干部，挫傷干群關系，損害黨和政府形象。”鄺賢哲說。
表現三：“二傳手”干部，決策推給上級，責任推給下級。一些干部看起來事事經手，工作繁忙，對上級安排的工作卻不思考、不研究，機械地“以會議貫徹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一概推給下級；對應由本部門或本人決策的事情，不承擔責任，徑自推給上級或集體，美其名曰“讓領導拍板，讓集體決策”。
曹立林說，“二傳手”干部有四大絕招：有任務，布置一下；有會議，傳達一下；有事情，上報一下；有問題，推脫一下。這類干部“只考慮把球快速傳出去，卻不在乎球能否傳到位”。
表現四：“等上岸”干部，規避風險，坐等安享人生。蘇仙區所轄8個鄉鎮共有工作人員469名，30歲以下只占22.6%，45歲以上占到了41.9%。老齡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不少干部不愿想事干事，消極度日，只待退休。一名干部表示，此類干部在感覺升遷無望的鄉鎮黨政副職中最為常見。為了更舒服地坐等“退二線”，現在最受歡迎的崗位是婦聯、工會等比較清閑的群團組織的黨政副職，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等非領導職務也成了“香餑餑”。
把脈“四類干部”病因
——責任意識淡薄，能力素質不足是內因。
“庸政懶政現象從思想意識層面來看，其總病根是價值觀旁落、責任意識淡薄。”
蘇仙區委常委、紀委書記、監委主任谷群輝認為，部分基層干部存在守攤子、混日子的思想，不求上進、墨守成規，缺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意識。
不少基層干部認為，造成庸政懶政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干部能力不足，“本領恐慌”，不會作為。蘇仙區五里牌鎮干部嚴藝文坦言，隨著全面從嚴治黨不斷深入，以往靠吃喝拉關系、跑項目、找投資、要政策、打“擦邊球”、
“闖紅燈”等老辦法行不通了，不少基層干部能力素質提升沒有與時俱進，時常感嘆“老辦法不能用，新辦法不會用”。
此外，由于基層工作時間要求緊、落實壓力大，干部能力不足現象的存在會放大部分單位“結構性缺人”壓力，往往導致“會做的人忙得團團轉，不會做的人閑在旁邊看”，進而產生“同工不同酬”問題，能者因此產生抵觸情緒，庸者反而高枕無憂。
——隱性收入落差大，出路遭遇“天花板”是外因。
半月談記者發現，隨著灰色收入及各類隱形福利的減少或消失，收入分配秩序的日益規范化，習慣于“得實惠”、“撈好處”的部分干部在“權力瘦身”中出現了較大的心理落差。這也是導致基層干部庸政懶政的一個原因。同時，由于基層干部激勵機制不健全，很多干部認為社會財富增長與自身收入增長不成比例，在處理政商關系時看到體制內外的巨大收入差距，更加劇心理失衡。
蘇仙區飛天山鎮工會副主席王冬林坦言，一方面受單位職數、級別與性質的限制，基層單位尤其是鄉鎮干部輪崗交流渠道嚴重不暢，晉升空間小、出路狹窄，“上升天花板”難以突破，對于在基層干部中占相當比例的事業編制干部職工來說壓力更大；另一方面，基層干部的工作付出，時常難以得到上級和群眾的理解，部分基層干部存在怠工情緒。一部分干部既不甘收入縮水，又怕踩到紅線、違紀違規，于是把守規矩與干事創業對立起來，認為“干事未必有好處，犯錯必定沒前途”，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庸政懶政。
對“四類干部”下猛藥
防止基層干部庸政懶政，除了要對其思想上加強教育、行為上細化監督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干部約束激勵機制。曹立林說，雖然公務員法對公務員的規定包括辭職、辭退條款，但在實際操作中基本無法發揮威懾力，公務員仍然是公認的“鐵飯碗”，進門不易，出門更不易。
在郴州調研過程中，半月談記者收集到一些打掃“四類干部”的建議。
一是健全干部考評制度，合理設置考評指標。當下的考評指標往往正向指標多、反向指標少，共性指標多、個性指標少，“有為”與“無為”界限模糊。受訪者建議，應將不同級別、不同崗位依具體情況區別對待；在民主測評、述職報告等傳統考核形式外，探索與干部實際工作情況掛鉤的靈活考核新辦法。
二是擴大考評參與面，強化結果運用。年終民主評議不少流于形式，考核方式一般以靜態考核和組織部門專項考核為主，應進一步推進評議全過程多元參與，在考核結果運用方面，突出激勵懲戒的效果。
三是干部問責和責任倒查要全面。當下一些問責內容偏重于對顯性腐敗的懲戒，忽視了對隱性失職的問責，對庸政懶政懲而無據或問責不到位。干部建議，各地有必要對庸政懶政現象開展專項治理，同時建設基層長效機制以鞏固整改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