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點三：壓力“甩鍋”
責任層層甩，基層兜不住
征地拆遷、項目服務、社區管理、糾紛調解……這些大事小事本已耗盡基層干部的心力，但在“屬地管理”的名義下，不少原由上級部門擔負的職責紛紛“甩鍋”給了基層。一些基層干部反映，層層傳導到最基層的責任往往“兜不住”：或因部門事務繁雜而疲于應付；或因不具執法權而師出無名；或因專業力量欠缺而有心無力。
上午剛下通知，下午就要反饋報告。不少基層干部感慨，現在基層要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多，但是基層干事的人卻沒有增加。身兼數職、“5+2”、“白加黑”成為很多基層干部工作常態，即使這樣“忙碌”，很多事情還是干不完。
“這么點人承擔日常分內的監管責任就已捉襟見肘，現在上面還經常搞一些所謂的‘百日行動’、‘專項整治’，動輒需要全力配合，人手就更加緊張了。”
蘇北某鄉鎮一位基層干部說，他所在的鄉鎮有8萬多人口，企業也較為密集，但負責全鎮企業安全生產檢查和食品藥品監管的安監所只有7名臨時工。
57歲的張黎（化名）是蘇中某街道一名專職農技人員，同時還兼任菜蔬畜禽等農副產品安全檢測工作。2017年7月，他被任命為轄區一個涉農社區的支部書記。失地農民保障辦理、集體資產處置、公共工程建設……新增的一項項社區事務，讓他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無暇顧及本職工作。
“上級部門開展一項安全檢查或者環境整治，他們只需層層轉發文件，但鎮里要開會動員部署、成立小組、制訂方案、細化措施，相關站所負責人還要一起商談聯合執法細節。”
一位基層鄉鎮干部抱怨，有時上級部門上午剛下通知，下午下班前就要整治行動的反饋報告，
“執法過程中還要拍照上傳，準備材料上報，最后還要接受上級有關部門督查，前前后后，心力交瘁”。
江蘇一位大學生村官向半月談記者展示過她每月工作用的文件夾，每個大文件夾下面密密麻麻套著很多小文件夾，里面全都是要遞交給上級“條塊”部門的表格。
“比如我們舉辦一個有關留守兒童的活動，雖然內容、意義、流程都是一樣的，但因為涉及的部門側重點有所不同，所以每張表格要想方設法填得不一樣。”
她說，每個月光填表就要花去不少時間。
上級職能部門沒啥明確責任，反而成為配角。隨著政府公共服務職能重心逐漸下移，基層職能定位不清的現象在一些地方較為突出。一些基層干部反映，很多基層部門并沒有法律法規正式授予的職權，這導致他們在監管、督辦、落實種種職責時沒有底氣。老劉是蘇北某鄉鎮城管隊長。他告訴半月談記者，城管隊是鄉鎮自己組織的執法力量，沒有執法證、執法權與處罰權，出去監管執法，自己心里都沒底，大多數情況下只能通過個人私下關系勸其整改，工作開展起來難度很大，很擔心別人質問自己沒有執法權限。
“以前我們處罰過一個流動商販50元，但是后來被紀委通報，說我們城管沒有私自處罰的權力。”“上級一些職能部門總是通過一紙通知，就把監管責任甩給了我們基層，但是我們又沒有執法權，整治行動沒有威懾力，一些安全隱患即使看到也無權根除，只能干著急和擔心。”
在基層調研時，不少基層干部向半月談記者表達了履責時的尷尬。
“城管拆完就走了，居民會到社區來理論，但社區什么權力都沒有，怎么解決？只能磨破嘴皮子勸。”
南通如皋一名涉農社區支部書記說，他以前做過城管隊員，當時覺得碰到違章拆了就行，當了社區支書以后才發現，拆了以后留下的爛攤子還得要社區來收拾。
“雖然在聯合執法的文件里頭，有執法權的上級職能部門列了七八個，但是基本都沒什么明確的責任，反而成為配合我們鄉鎮執法的角色。”
談及某些上級職能部門對監管責任的推諉與不作為，一位鄉鎮干部略顯氣憤地說，
“他們只是坐等鄉鎮把工作做完后再下來‘檢查’，收收執法照片和匯報材料后一走了之。”
為了讓鄉鎮重視，這些上級職能部門一般都會聯合草擬文件，通過上級黨委政府的名義下發。草擬的文件還會時不時提及“屬地管理、各司其職、失職追責”等字樣，以督促基層貫徹落實。一位鄉鎮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這樣做的目的是把責任留給鄉鎮基層，出了問題也有了追責基層的依據。
專業力量不足，容易出現外行監管內行。半月談記者在基層調研時發現，目前鄉鎮街道的安監所、食安辦等“七站八所”工作人員當中很少有人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但卻要承擔專業的監管任務，這使得基層在履職過程中顯得有心無力，容易出現外行監管內行的現象。
“食品安全隱患憑肉眼是看不見的，需要專業人員拿著儀器設備去檢測才行。”
王元（化名）是蘇中某街道食安辦負責人，但他的實際人事編制卻是文衛科助理，街道辦沒有配備專門的食品安全監管力量。
“國家對環境保護、安全生產越來越重視，但這方面均有專業的操作流程和技術指標，目前很多鄉鎮都未配備這方面專業人員和設備，從事這方面的監管執法就太困難了。”
某鄉鎮主管安全生產的干部介紹說，近幾年，他們選擇服務外包的形式，聘請市里專業安全檢查團隊到鎮上企業檢查安全生產，這雖緩解了一部分安全監管壓力，但是技術指導畢竟時間有限，無法常態化監管。記者調研時了解到，縣區將專業監管責任傳導到鄉鎮街道，而鄉鎮街道往往又會以二次分解的方式，將責任傳導到基層自治組織，雖然社區一般都掛有食品安全和安全生產監管部門的牌子，但大多都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基層社區本來事多人少，這類專業的監管人員更是付諸闕如。
“上級讓我們社區來負責食品安全檢查，但這些食品的檢驗標準、采樣設備、專業鑒定人員我們都沒有，我們怎么能做好這項工作呢？”
江蘇淮安一城市社區支部書記說，他們社區能做的也僅僅是組織一些農家廚師培訓，為他們提供規范的操作要求，“在我們能力范圍內只能做到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