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點二：問責濫用
“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
濫用問責“五座大山”傷了基層干部
說起基層干部的工作狀態，“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可能是最常見的形容，但最近部分一線干部向半月談記者反映，這個表述該改改了，現在情形是“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顆頭”。來自上級部門的問責，確實幫助不少干部擰緊了責任“發條”，但由于部分上級部門避責不愿擔當，追責不切實際，亂問責的“五座大山”已經壓住了不少基層干部。面向基層的問責，應如何做到權責相當，糾錯與容錯并重？基層干部中肯干事、會干事、能干事的“孫悟空”，如何才能不被亂問責的“五行山”壓垮？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五座大山”的真面目吧！
“五座大山”什么樣？
屬地式問責，涉事者無論事發何地，戶籍所在地都難“幸免”。中部地區一位鎮黨委書記介紹，此類問題在信訪領域尤為常見。一名信訪戶的戶籍在當地，但本人早已在福建安家多年。因為自感經營企業時遭遇企業所在地職能部門不公平待遇，他常年進京信訪。這樣的信訪訴求，原本與中部這個鄉鎮沒有任何關系，但就因為信訪戶的戶籍沒有遷出該鄉鎮，每次他一進京信訪，當地鄉鎮干部就要被追責。
“還能怎么辦？要么滿足部分信訪者不合理的要求息事寧人，要么只能截訪勸訪，風險很大。”一名干部無奈地說。
職能式問責，無錯部門“躺著中槍”。中部某縣一名紀檢干部說，當前扶貧、環保等工作任務繁重，如確屬玩忽職守、懈怠無為，問責是必要的，但有些上了心、盡了力的還“躺著中槍”，難免造成基層干部不敢作為、不愿作為，甘于“平平安安混日子”的局面。一位基層環保部門干部介紹說，當地政府年初確定了污染減排的任務，但因為進度不理想，準備問責環保部門。
“這讓有些環保干部覺得委屈，因為影響進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污水處理廠建設滯后，而問題出在一些手續卡在了相關部門，環保部門干著急也沒辦法。這怎么能把‘板子’都打在環保部門身上呢？”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還有一類職能式追責，多以“領導小組”的名義推動。有的市縣一級職能部門，借市縣委、政府兩辦名義發文，在部門本職工作之上又搞出“領導小組”，還由主要領導掛帥。“責任主體”由此搖身一變成為“督查主體”，一旦出了問題，專注追究事發地基層政府部門責任，讓基層干部苦不堪言。
強壓式問責，“額外工作”增添“額外負擔”。一些地方，上級偏好將各類工作尤其是一些臨時化、項目制的工作責任強壓給下級，層層簽訂責任狀，并以問責督促落實。中部一個城市今年著手治理黃標車，這本來是一件大好事，但上級文件片面強調要清理徹底，否則績效考核排名扣分，導致一場“假治理”鬧劇上演——為了完成任務，交警隊直接在系統中先行注銷車輛，但大量黃標車實際還在路上跑，安全隱患并未消除；有的車輛本身沒有到注銷報廢時間，但上級“一刀切”要求淘汰，下級只好拿出一筆錢補償車主。
“上級要求沒有充分考慮地方實際，讓下級落實起來頗覺為難，因此被問責的干部難免心有不滿，他覺得這不是他主觀不作為的問題嘛！”中部的一名公安局副局長說。
計時式問責，“剛播種就要收獲”導致“按下葫蘆浮起瓢”。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一些地方大力推動環境治理，但要求兩三個月內就整改到位。干部們反映，如此有限時間要一個項目走完從設計到招投標再到施工的標準化“全流程”根本不可能，沒奈何只能規避招投標。“到頭來這頭整改過關了，那頭卻被審計、紀檢部門追查。”也有城市“創建文明城市”搞得大張旗鼓，工作安排從市縣一路發到鄉鎮、村組，只是文件還在路上，就開始要求報典型，報材料。
“都知道文明氛圍的形成需要一定過程，市民素質提升不可能立竿見影，可問責壓力明擺著怎么辦？只能找點能馬上開花結果的湊數，也顧不得這花能不能長得活。”受訪干部們說。
不少工作，往往有其內在規律和時間周期，但在“人定勝天”、“辦法總比困難多”、“別的地方能完成，你不能說你不行”等理念自上而下灌輸之下，一些基層干部浮躁焦慮的心理占了上風，顧不得工作的質量與精準程度，常常用心不壞卻問題不輕。
“背鍋式”問責，為了“交差”找來“頂罪羊”。民意洶涌時，一些地方為了應付上級或者平息輿論，往往會選擇“多處分幾個干部”。南方某縣曾發生一起群體性事件，該追責的部門本來已經明確，但縣領導認為問責范圍不夠廣，不足以體現問責決心，無法交差，于是把本無直接關系的部門也列入了問責名單。一位縣級干部介紹，在中部某區城區一個拆遷項目中，有個別區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簡單，在群眾未簽訂合同的情況下命令強行拆掉房屋。事后被拆遷群眾在某重要會議期間越級上訪，結果上訪群眾所在鎮、村兩級相關負責人也被問責通報。這名干部說，被問責的干部辯解也沒用，“畢竟是你轄區的人嘛！”他不禁感慨：缺乏全面分析的籠統問責，最后容易變成“找背鍋人易，找負責人難”。
“五座大山”怎么搬？
湖南省農村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文勝認為，建立工作責任目標考核機制本來是層層傳導壓力、高效推進工作落實的重要舉措，是確保各項決策在基層落地、讓百姓擁有實實在在獲得感的有效保障。然而，在現行的行政體制中，從省到地市到縣的各種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決”，造成鄉鎮管理體制扭曲為“壓力型”體制。
在陳文勝調研過的省份中，簽責任狀最多的鄉鎮足足簽了51份，最少的鄉鎮也有36份。
“這么多的責任狀，鄉鎮領導根本記不清都涉及哪些名目，上面發什么責任狀就簽什么。”
陳文勝建議，以法定職責為依據，按照權責對等的原則，界定基層政府責任范圍，劃分縣級黨委、政府及其部門以及鄉鎮的權責，切實為基層政府和基層干部減負減壓。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呼吁，對有問題的干部要區分問題的性質，給予相應問責固不可少，也應給予糾錯的機會，形成問責、容錯糾錯和澄清有效協同的機制。
“查實確需問責的，要分清責任的層次，是主體責任、管理責任還是其他責任，對因政策不明晰等導致的責任，應該劃定容錯空間，給予糾錯的機會。”
一些地方，已經在探索將容錯、免責進行制度化規定，幫助基層干部減輕“被問責焦慮癥”。湖北省委辦公廳日前正式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激勵廣大干部新時代新擔當新作為的實施意見》，為擔當作為的干部“撐腰鼓勁”。意見明確要求，湖北各級黨委（黨組）以及紀檢監察機關、組織部門等相關職能部門要探索建立分析研判機制，對干部的失誤錯誤進行深入核實、綜合分析、客觀認定。
湖南省永州市委則明確實施《關于為敢于擔當的干部擔當，為敢于負責的干部負責的若干意見》，探索建立容錯機制，去年以來提拔重用敢于擔當、改革創新的干部201名，為1368名干部擔當正名。據了解，“及時為受誣告者正名，堅決為敢于鐵面執紀者撐腰”，是永州市此政策出臺的初衷。部分基層紀檢干部也建議，應進一步推動甄別機制科學化，對問責事項的源頭、過程及后果進行評估，并將糾錯情況列入考量問責輕重的參考依據。
